尽管难民希望加入中国籍，但30年后这一愿望仍未实现。这使生活在老凹厂这样贫困边远地区的难民生活更加艰辛。这个难民村里的100户人家，靠种植玉米和香蕉糊口。“我们村太偏远了，把农产品卖到外面要花不少交通费，干农活一个月最多挣几百块钱。”有村民说，只有过节才能吃到肉。贫穷、缺乏教育和难民身份，让老凹厂村人无法找到体面的工作，或与中国公民结婚，他们只能娶偷渡来的越南姑娘。

李福林的非法婚姻让他的女儿没有合法身份，因此尽管政府为难民子女提供教育机会，她还是无法上学。难民问题专家梁淑英表示，非法婚姻正在二代难民群体中成为趋势，她在著作中写道：非法婚姻下的孩子没有国籍，最终形成恶性循环。梁淑英认为难民已经适应中国环境、语言和文化，应该给予中国身份。政府积极为难民发放身份证、登记户口，并把他们纳入医疗社保体系，但就是没给他们国籍。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说，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些难民很难证明自己祖上是中国人。

    22岁的王武乡(音)自15岁辍学后只能打零工。他说：“我一生都在中国生活，一句越南话都不会说。”虽然比起父辈刚到的时候条件好了不少，但王武乡居住的难民村189村没有自来水，不少村民家徒四壁。他认为成为中国公民会让生活好过一些，“没有国籍，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外来的”。(作者张成伟[音]，刘晴译)